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两位大师同遭厄运，被迫害致死，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李毓芳饰海夫人，周和桐饰戴凤翔，郭元祥饰徐瑛。《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
1966年6月4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出现代戏《年年有余》，马连良化好妆后，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子，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完啦！”这让站在一旁的程派演员王吟秋非常奇怪。
后来才知道：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心细如发的马连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联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预感到厄运的来临。
6月4日的演出，从此成为绝响。
6月5日，京剧团有人贴出了攻击马连良的大字报，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随后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
1965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根据“旗手”指示要排演《红岩》，马连良先生算来算去，自己怎么也能演一个装疯的“华子良”吧？于是他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彭真为此去找“旗手”商量，结果，换来的是“旗手”的一脸雷霆，说马连良是在告她的刁状。
马连良被下放到北京京剧二团“控制使用”，激愤的马先生他一病不起，住进医院。
在那段岁月里，马连良先生曾经痛斥一些人，运动来了，他们对自己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这里有几个人都是他养大的。或许这个时候那些正春风得意的人早就忘了马连良。而正是那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会同情马连良，赵荣琛先生会偷偷趁着外出帮马连良买香烟，贯大元先生看着最爱干净的马连良变得如此邋遢不堪会感到伤心，梅葆玥和王吟秋作为义子义女会关心着马连良，这让马先生既感到世态炎凉，也有着严寒中的温暖。
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马连良大师因《海瑞罢官》成为了京剧界最先批斗的演员之一。
一个月后，马先生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
马连良在牛棚里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他家被红卫兵占据为指挥部。深秋的一天夜晚，剧场的值班人员听见有人叫门，一开门，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在门口。
“都过了12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
他家里有件翡翠饰物，据说价值连城，是马连良的心爱宝物，他唯恐红卫兵不知道宝贝的珍贵，哆嗦着要红卫兵们爱惜它，把它捐献给国家。红卫兵一把夺过翡翠摔在地下，当即碎片四溅。这一摔，也摔断了马连良最后的精神支柱，他当即晕倒在地。
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随即仰天一跤，如枯叶飘落。
1966年12月14日，马连良突发心脏病，入住阜外医院。
夫人陈慧琏在病房整整守了三天三夜，心里不停地为丈夫祈祷，希望他能闯过这一难关，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可周围的环境不得不让她心里七上八下。这间病房她很熟悉，1961年她与丈夫一起来这儿看望过病中的梅兰芳，梅先生就是从这儿走的，陈慧琏不希望同样的悲剧在丈夫身上重演。
可残酷的现实摆在了她的眼前，马连良大师于12月16日撒手人寰，享年才66岁，马、梅老哥儿俩竟然从同一病房离去。
马连良先生与梅兰芳先生的深厚情谊，可谓是梨园一段传世佳话，马、梅两家在京城的住宅相距不远，走动比较频繁。
演出后台，马连良正递给梅兰芳一支烟
马家被扫地出门之后，从西单的四合院搬到了和平里的“黑帮楼”。梅夫人福芝芳知道马连良夫人陈慧琏身体多病，于是仗义相救，把她接到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宅”居住。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间。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间正房，把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西边，马夫人住东边，完全是上宾的待遇。当初，梅夫人把马夫人接到家的时候，就对家里人吩咐说：“打今儿起，马太太就住咱们家！今后我吃什么她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这时候马夫人困苦到了极点，山穷水尽，接近崩溃。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样。
后来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总算是在梅家的呵护下衣食有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了马连良先生骨灰安放仪式。说来令人伤心，骨灰安放时，骨灰盒根本没有骨灰。马先生在“文革”中惨死，根本没有能够按回民的风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后，由梅夫人特许，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香山的梅家墓地。
这墓地是用梅家在香山脚下万华山麓的两间房子，与香山大队置换了万华山上的一块地，作为马连良的墓地。当初的墓碑上，没敢写马连良的名字，而只用了他的字号，写着马温如先生之墓。
1979年3月27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大会，为马连良平反昭雪。2001年, 是马连良大师的百年诞辰，香山脚下的“马温如先生之墓”终于在朱镕基总理的批示之下，进行了重修，而且墓碑上刻下了“马连良之墓”五个金字，上端还刻有一段阿拉伯经文，意思是“天堂里的花园”。
如今，在北京香山的万华山上，苍松翠柏掩映着梅兰芳和马连良的墓地，在他们二人的墓地之间，有“京胡泰斗”徐兰沅和老生名家王少楼的墓地；在马连良墓地的旁边是与他合作多年的同事周和桐、任志秋及高足言少朋的墓地，万华山麓已经成了一座著名的“梨园公墓”。
乱世伶人马连良
文革生前身后事
马先生培育后人很重视“传、帮、带”。他是北京京剧团的团长兼主演，演戏、录音都很忙，兼任校长后到学校授课，就更忙了。就这样，他还常常让我们到他家里个别传授，除了教戏，他还经常讲起自己少年时在科班里刻苦用功的故事，以教育我们。
有一次他还嘱咐我说：“睡觉的时候别忘记系扎板带！把手放在被子外边，包好脚头。”他是在关心我青春期的身体健康，以利于嗓音的保养。
马先生经常带学生一起演戏，比如：他曾经带马长礼、张学津、张克让演过全部的《清官册》。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题为“四个寇准，四代艺人”，就是这次演出活动的记录。
1963年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春节茶话会，艺术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主持人是茅盾先生。彼时，“三年困难”刚有所缓解，大家凭着一个白色小牌儿排领一碗元宵。
周恩来总理也和大家一样拿着小牌儿排队。不少人让总理往前去，可他一直摆手，坚持排队，然后自己端到主宾席。在这次茶话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过五关》长篇演说，此文后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中。
接下来就是文艺演出由侯宝林先生担任主持人。我心中格外激动地唱了刚刚跟马先生学的《白蟒台》中的“八月十五把寿拜”一段；马先生随后唱的是《八大锤》选段。
马连良教授安云武《白蟒台》
那次晚会，马先生坐在总理左边，我坐总理右边。席间，马先生的女儿马莉过来看周总理，她刚要自我介绍，只见周总理摆手道：“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你是谁。”
周总理的记忆力的确惊人，他说：“你叫马莉，对不对？你在10年前曾找过我，谈由香港接你父亲马连良先生回大陆的事。当时我跟你讲了三点：一、历史上的事情既往不昝；二、马先生在香港欠的债，由国家负责偿还；三、回来以后，各方面予以照顾。对不对？”
马莉很激动，连声说：“对，对，对！您的记忆力真好！”
周总理又转过身问：“马先生，回来这些年还好吧？各方面照顾得都还好吗？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
马先生感动极了，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只是连声回答：“好！都好！”
接下来，周总理又充分地肯定了马先生对戏曲事业的贡献，以及就任北京戏校校长后培养接班人的极大热情。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并嘱咐我好好向马先生学习，认真继承“马派”艺术。
这次会面意义不同寻常，“文革”后期为解决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的事情，“北京市革委”还专门到郑州找我，向我核实那次周总理那番话，并整理为文字稿作为正式材料上报。
那时候，虽然周总理还在世，但已经病重住进305医院，任何人也不可能再去打搅他核实问题了。因此我回忆的这段总理谈话，也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做了旁证。
1963年那次茶话会上，总理讲话时在场的还有：侯宝林先生、徐兰沅先生、王少楼老师、李慕良先生、马小曼师姐（马连良先生的小女儿）及她的先生燕守平等人。
《赤壁之战》马连良饰诸葛亮,李少春饰鲁肃,叶盛兰饰周瑜
那时，社会上正在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因此学生演出海报都不登姓名，只登“北京戏校，某年级演出某某某剧目”。
马先生说：“在海报上为参演学生登上姓名，有利于观众对他们的监督；同时可以使孩子们从小树立起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观众认识了这些小演员，在他们出了成绩的时候会给予鼓励，会关注他们今后的发展。这有什么不好呢？”
那时的北京戏校还是比较开明、解放的。我主演的《审头刺汤》在广和剧场公演的时候，不但海报上登了全部演员的姓名，而且清楚地标注了“马连良校长亲授”的字样。
马先生把他挑班唱戏时的经营理念带进了戏校，破除了当时呆板狭隘的所谓“反对个人主义”的做法，受到了观焱和师生们的欢迎与支持。但据我所知，中国戏校一直“坚持原则”，始终未给学生演出登名。
我在广和剧场首演《审头刺汤》，马先生特意将他自己演出时用砌末（道具）的绣有汉代“车·马·人”图案的守旧和围桌椅披、大帐全都拉来，为我们的演出造声势。
开演前，马先生到后台专门关照了我的化妆师，并再三嘱咐我“沉住气，气不要往上涌”。开演的铃声响了，马先生才下台去前排就座。
许多观众发现他，不约而同热烈鼓掌，他站起来向观众拱手致意，仿佛是拜托大家关照他的学生。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马先生再次起身向观众作揖致意，代表全体师生感谢大家的光临。
马连良先生还向我们传授了《白蟒台》。这出戏唱念繁重，没有足够的气力无法胜任，所以才成为马先生早年的“看家戏”之一。
为了使《白蟒台》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好看，马先生又特意在“烤肉宛”宴请老搭档侯喜瑞先生．请他“出山”来校传授《取洛阳》。《取洛阳-白蟒台》，一经公演反响强烈。
当时有一位人称“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先生，对马先生艺术的迷恋程度更甚于今天的“追星族”。梁先生为了学“马派”戏，甚至曾掏腰包去“买”一个为马连良跑龙套的机会。
梁益鸣先生得知北京戏校学生公演《取洛阳·白蟒台》，立即带了自己的琴师、鼓师来剧场观摩。几天后，梁先生也公演了《取洛阳·白蟒台》。
1963年7月，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戏曲学校在钓鱼台联合演出，最后大轴由我演出马先生亲授的《白蟒台》。台下的观众不多，仅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等二十余位领导来看戏。
马先生对学生亲切和蔼，同时也是一位谦和君子，从不吹嘘，也不自我标榜“马派”；他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总说别人如何如何好。
一次，马连良先生在广和剧场演《淮河营》；恰好，李少春先生在人民剧场演出《将相和》。我和张学津、冯志孝等几位师哥不约而同地跑去看少春先生的戏。
翌日，马先生一见面就问：“昨儿个你们上哪儿去了？”师哥们都没说话，我就说：“我们去看李少春先生的戏了。”
马先生听后点头道：“少春台上很好，你们应该看！你们不但要看我的戏，还要多看其他先生们的戏。”
1963年，马先生再度率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前，对我说：“我准备带你去，你在《群英会-借东风》里演前鲁肃后孔明，你敢演吗？”
我知道戏的分量，又是和裘盛戎、马富禄、周和桐等前辈同台，心里真有点害怕，言语支吾。他笑着对我说：“别害怕，我教你。这是为了向海外说明我们京剧后继有人啊。”
除此之外，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还专门写文章，介绍了我跟马先生学戏的事情。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去成，但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一直令我感动。
1964年，全国大演现代戏，学校里也开始教现代戏了。传统戏教得越来越少了，我也学演了《红嫂》、《奇袭白虎团》（扮演团部文书）等现代戏。
马连良先生在北京京剧团也开始忙于排演现代戏，将近一年多都不来北京戏校了。
这期间，学校曾组织学生们到剧场观摩了马先生参演的现代戏《年年有余》和《南方来信》，但我们跟马先生的联系中断了。
这个时候的时局已经起了变化，正如人说现代戏汇演是“文革”的前奏。
“文革”初期，北京戏校里也开始在党委领导下的“斗、批、改”。马先生是校长，又是全国闻名的大艺术家，当然逃不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有人张贴“批判马连良”的大字报，但秩序尚好，统一贴在了学校主楼的一间练功厅里。学校党委派人把马先生接来“看大字报”。后来听说他离去时，私人轿车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
那次，我得以幸免，这得感谢我的一位同学倪启勋，他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云武你快走！今天他们要批斗马校长，好像有人要让你陪斗！”我赶快离开了学校。
回想起来，那次是马连良先生最后一次来北京戏校，很遗憾我没能与他见上一面，但也是个万幸，一旦我与马先生见了面，说话还是不说话，批判还是不批判？
很可能，对错都在瞬间。那个泯灭人性的混蛋年代，万一我把握不住自己，说出混蛋的话来，办出混蛋事来，那岂不是要落下千古罪人之名吗？
对于马先生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以及他在阜外医院临终的场景，许多文章中都有描写。
后来，我曾听马先生的文字秘书李墨璎女士多次讲过：“他临终前伤心地说：‘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可见是带着绝望之极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正如某的文章所说，这些问题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那么多革命家都搞不懂，一个政治上非常简单幼稚的艺术家，又怎么能搞得懂呢？
自“文革”初期，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再加上又是“业务尖子”、“马连良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
下放期间，每年我有12天探亲假，回到北京主要就是探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真正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像王少楼先生的遗孀、徐兰沅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家都是我必去之处。特别要去看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夫人——陈慧琏女士。我们学生大都称她“马师母”、“马师娘”。
这位老太太可不简单。马连良先生故去后，家里生活极度困难，但她仍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她时常催促爱女马小曼去到孟广恒先生（此人有“电台梅兰芳”之美誉）家学戏，并关爱着马门弟子和各位老朋友，支撑着马家的门面。
有一年我回北京，王金璐先生带我去看马夫人，他对我说：“以后再看老太太就方便了，她现在搬到梅宅去住了。就在旧帘子胡同29号。”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间。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间正房，把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西边，马夫人住东边，完全是上宾的待遇。
当初，梅夫人把马夫人接到家的时候，就对家里人吩咐说：“打今儿起，马太太就住咱们家！今后我吃什么她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这时候马夫人困苦到了极点，山穷水尽，接近崩溃。
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样。后来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总算是在梅家的呵护下衣食有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我每次回来探亲都是到梅宅去看望马夫人了。那里总是高朋满座。经常见到的有：马连良先生的文学顾问、戏曲研究家吴晓铃先生，马连良先生的早期弟子、武生名家王金璐先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等。
在梅、马二位夫人跟前侍奉的，梅家主要是梅葆王月、梅玖姐弟；马家主要是马崇恩、马小曼兄妹。
那年代，大搞“阶级斗争”，夫妻离异，子女与家长划清界限，司空见惯。而梅、马两家的姐弟、兄妹依然进孝堂前，难能可贵。
在“文革”高潮的时候，这些人能聚集是相当不容易的。这首先得归功于梅夫人福芝芳女士。文革初期，梅家也曾受到冲击，幸亏周恩来总理及时派人保护，梅家上下得以保全。
在我脑海里一个印象很深的镜头是，梅夫人坐在躺椅上对大家说：“甭怕那帮小子们！他们不敢上这儿造反来，他们要是敢来，我见一个打出去一个！”
她还经常安慰大家：“咱们就是得好好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每次从郑州回北京，都带些当地的花生、香油等土特产，孝敬马夫人。可我每次走的时候，马夫人送我出门，总趁我 不注意在我口袋里塞上些钱，一般都是二、三十元钱。
她总说：“孩子，拿去孝敬父母！”那时候，二、三十块钱很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零五毛啊！何况马夫人是家庭妇女，根本不挣钱，她的钱不过从是梅夫人给的零用钱和子女给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
“文革”搞了那么多年，马夫人常常哀叹，何时才能给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呢？
后来大家出主意让她找周总理，可马夫人却说：“你们看看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吧，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儿了。他病得这么厉害，咱的事儿就别惊动他了。”
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只有找周总理才能解决问题。马夫人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在病榻上看了这封信，在信的背面用铅笔批示了“已阅”二字，落款“周恩来”。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派了工作组调查此事，到郑州找我核实了周总理“三点指示”那段事情。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大会，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
会上宣布：“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全国解放后不久，从香港回来，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服务，这是一个爱国行动。他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积极参加革命现代戏演出，对发展改革京剧艺术和培养青年京剧演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夫人的力主下，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了马连良先生骨灰安放仪式。说来令人伤心，骨灰安放时，骨灰盒根本没有骨灰。
马先生在“文革”中惨死，根本没有能够按回民的风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后，由梅夫人特许，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香山的梅家墓地。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其实就是个形式，它向天下昭示了，马先生的沉冤得雪。
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以后，马夫人就搬离了梅宅，住在和平里。
1975年春节，我回北京准备结婚，先到侯宝林先生家去送喜烟和喜糖。侯先生问我：“你回来办喜事，给马老太太那边儿送信儿了没有？”
我说：“没有，我怕让她破费。”
侯先生诙谐地对我说：“你可别糊涂！你绝对应该去送信儿，否则她省了钱却挑了眼！”于是，我就听了侯先生的话，带我爱人一起拜见了马夫人。
翌日，我在家办喜宴，把亲朋好友都请到家里吃饭。马夫人派女儿马小曼师姐给我送来了贺礼——一条粉红色的毛毯。
这条毛毯一直在我身边，现在我专门做了个被套把它罩了起来，改成了薄被，每年春秋天还都在用。
盖着这条毛毯，我总忘不了马连良先生、马夫人对我的培养和关爱。
“四人帮”倒台后，马夫人和吴晓铃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为我落实政策调回北京的事没少操心。
一次，马夫人要带我去北京市文化局张梦庚副局长家，谈一谈我回北京的事情。这时候，突然天降暴雨，我说：“今天不好，咱们明天再去吧。”
她却一定坚持马上去，说：“下点儿雨，不碍事！”说罢，穿上雨鞋，拿起雨伞拉着我往外走。雨下得很大，我怕老太太感冒，于是就打了辆出租车一起到了张局长家。
张局长见了我们，上来就问马夫人：“这孩子对老师怎么样？”马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孩子对他老师很孝敬，要不然我怎么会带他来呢？”……
我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并安排在北京京剧院工作。
一位俄国哲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是马连良先生最小的学生，如今也接近花甲之年了，今天把这些往事说一说，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后人。